底层社会成员流动困难、寒门难出“贵子”是近几年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2011年，有人在天涯论坛发帖——“做了15年老师我想说：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引起极大反响。[1]2015年，清华一位学生在知乎网关于“努力就可以上清华北大吗？如果可以，怎样做？”的回答也广为传播，回答称并不是努力就能上清华北大的，“你的家庭背景决定了你能接触到资源的多少，决定了你的学习环境，决定了你上的小学、初中、高中，也决定了你的眼界和见识”[2]。2017年高考成绩出来后，媒体报道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的一番话——“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家里又好又厉害的”等[3]，这些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可见，寒门难出“贵子”已经成为很多人眼中的事实；但“难出”表明寒门还是可以出贵子的，生活中也有不少例子。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寒门如何才能出“贵子”，这是更有积极意义的话题。

一、寒门出“贵子”的突破口：教育及其限制

“寒门难出贵子”是口语化表达，转化为学术语言即由于家庭背景的限制，底层贫穷家庭子女难以实现升迁性的社会流动。社会学理论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个体社会地位的获得，除了有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的原因外，还受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及运作这些资源的能力的影响。[4]家庭背景作为一种先赋性资源，正是个体所拥有的主要社会资源，但是，一些自致性因素如教育，也会影响地位获得。

现代社会中，教育被认为是促进阶层流动和地位获得的最重要的自致性因素。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是美国的布劳、邓肯，他们在《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著名的地位获得模型，即影响个体当前社会地位的有父亲职业地位、父亲受教育水平、本人受教育水平、本人初职和现职，其中前两项属于先赋性因素，后三项是自致性因素。他们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男性公民调查的结果发现，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2/3左右可以由个人教育程度来解释。[5]儿子的地位能否高于父亲的地位，最重要的因素是儿子受到多少教育。[6]这就是说，要想突破家庭限制、获得升迁性社会流动，要想寒门出“贵子”，最重要的突破口是让孩子接受教育。

但孩子能达到多少教育水平又是受家庭背景影响的。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实质上也比较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虽然社会地位主要是由个人的教育水平决定的，其次是由父亲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决定的，但个人教育水平却又受到父亲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的影响。当下中国的情境也是类似，教育确实促进了很多人的升迁性社会流动，但不同家庭社会背景的孩子享受的教育机会和能达到的教育成就却是不同的。[7]很多研究表明，家庭背景显著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这种影响甚至没有因为教育规模的扩大而减少。如吴晓刚基于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样本数据的研究表明，“尽管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中教育机会有了极大的扩展，但家庭背景仍然在决定入学和升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8]王伟宜基于1982—2010年我国16所高校的实证调查也表明，“当前优势阶层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仍然在社会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更是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出5倍之多，而占就业人口70%的工农阶层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较少，还没有达到社会的平均水平。”在获取优质资源如上重点大学这样的机会上差别更大，“弱势阶层特别是工农阶层子女获得的就读机会依旧很有限，未曾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一半”[9]。

所以，关键要分析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教育获得的，这其中哪些是寒门通过主观努力可以控制的。

二、影响教育获得的能动因素：文化资本及其经典理论

家庭背景之所以能影响教育获得，是因为不同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出身寒门的孩子，经济资本是顽固的劣势，很难改变；而文化资本虽然也受家庭背景影响，却有一定的能动性，有可突破的地方。文化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布迪厄指出，“在剔除了经济位置和社会出身的因素的影响后，那些来自更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的学生，不仅具有更高的学术成功率，而且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表现了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同的文化消费和文化表现的类型。”[10]对于缺乏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的人来说，文化资本是其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学术资格虽然只是“一个疲软的通货”，但“学术上的正当合法为那些没有其他资源，而只有自己的‘智力’或自己的‘优点’的人，提供了一种凭借的手段和雪耻机会”。[11]

但是在布迪厄那里，文化资本更多的是与社会再生产而不是社会流动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文化资本是有阶级区隔性的，不同阶层的家庭文化资本不同，上层阶级拥有更优势的文化资本；更重要的，教育体制所传播的文化与统治阶级的文化更为接近，统治阶级的惯习被转换成学校的一种想当然的文化资本，这样，那些已经拥有统治阶级文化资本的人就更容易取得学业成功，即教育通过被构建为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文化而实现文化再生产。而通过把学术等级转换成地位等级，则实现了从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过程。[12]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形式：一是具体的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二是客观的形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如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三是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如学术资格。[13]如果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当作一个参照点，从实证测量意义上来看，布迪厄文化资本三形式可以看作是另外三个著名理论（布劳—邓肯模型、迪马乔模型和威斯康星模型）的叠加。[14]据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论中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乃至地位获得的关系。

如前所述，布劳—邓肯模型主要探讨了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被当作重要的自致性因素的个人受教育程度对地位获得有重要影响；但他们同时也分析了父亲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对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布迪厄的制度化文化资本相似，也就是说，家庭的文化资本影响着子女的教育获得。这与布迪厄的观点是相似的。

迪马乔是对布迪厄的理论进行经验验证的美国著名学者。他将文化资本的概念操作化定义为地位群体文化（高雅文化）参与，这与布迪厄的客观化文化资本相似。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学生能力等因素后，学生的高雅文化参与有助于其教育获得。研究结论部分支持了布迪厄的理论，即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但他们也同时认为，文化资本有助于任何拥有文化资本的人的学术成功，而不仅仅是特定优势阶层的资源；他们的研究甚至发现，文化资本对低阶层男生学业成就的正效应比对高阶层男生更明显。[15-16]故有人认为他提出了一种与布迪厄再生产理论相对的文化流动理论，即文化资本并不总是通过代际传递而获得的，底层穷人可以通过主动获取优势文化资本而弥补家庭背景的不足，从而获取升迁性的社会流动。

威斯康星模型则主要关注了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社会心理过程。他们将一些社会心理变量如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态度、鼓励、期望等加入地位获得模型，作为影响教育获得的重要中介变量。他们的研究发现，教育期望等社会心理变量是教育获得的重要解释变量，家庭背景通过教育期望来影响教育获得。[17]这些社会心理变量对孩子的影响是通过漫长时间累积的，有如布迪厄所说具体化文化资本的习得过程或惯习的养成。特别是教育期望，常常被操作化为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成为测量‘生存心态’的指标及代际阶级地位传递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从这一点看来，威斯康星模型“对布迪厄的具体化文化资本形式做了较好的实证操作与验证”。[18]威斯康星模型认可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但也同时认可文化资本的阶层差异。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文化资本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这是几乎所有理论都认同的。但文化资本是作为社会上层的优势而主要起到文化再生产乃至社会再生产的作用，还是能为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提供一个路径，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布迪厄是文化再生产理论的代表，表达的主要是寒门难出“贵子”之意；迪马乔则提出对底层有利的文化流动模型，表明寒门只要获得优势文化资本，是完全可以出“贵子”的。布劳—邓肯模型和威斯康星模型都显示了家庭背景对文化资本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布迪厄的理论，但并没有像布迪厄那样强调文化资本的阶级区隔性和排他性，这也暗示了文化资本流动的可能性。那么，我国是怎样的情况呢？

三、我国家庭文化资本的特征与作用

布迪厄强调文化资本的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作用，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文化的阶级区隔性，社会上层拥有排他性的优势文化资本；二是学校教育更青睐上层文化资本，二者具有更多的同质性，因而上层的孩子更易取得学业成功。在我国，有相似的地方，更有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关于文化资本的阶层区隔性与排他性。我国社会确实有阶层化甚至阶层固化倾向，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固然可能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制度化文化资本），为孩子购买更多的书籍，为孩子提供更多高雅文化（客观化文化资本），对孩子的教育能够有更多的参与和指导，也有更多的鼓励和更高的教育与职业期望（具体化文化资本），这些都使得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能拥有更优势的文化资本，因而其孩子也有更好的教育获得，这是很多经验研究都验证了的结果。但文化资本的阶层化特征并不明显，更难说有排他性，底层家庭家长除了很难具备制度化文化资本（如获取大学文凭），在客观化文化资本与具体化文化资本方面都有可能突破家庭限制而为孩子提供，即使是在布迪厄那里最有阶级区隔性的惯习与内在性情（具体化文化资本），在中国也可能并无明显阶层特征。比如，有学者通过对2009年一项全国城市地区中小学及家长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中产阶级在家庭教养态度惯习上与底层并无明显差异，所谓阶层固化主要是经济资本构筑的壁垒，而不是内在性情上的阶层区隔。[19]此外，中国文化传统非常重视教育，即使最穷的家庭也有可能对孩子的教育抱有很高的期望，教育期望也无明显的阶层区隔性与排他性。

其次，关于学校对上层文化资本的偏好问题。我国有学者认为，文化资本主要通过两种机制有助于教育获得：一是学校或其他权威对学生的惯习、态度和品位进行了积极的评价或认同；一是孩子在父母的培养下获得了在学校教育中十分重要的抱负、能力和技能。前者为高雅文化排斥机制，后者为人力资本机制。研究发现，当前文化资本影响教育获得以高雅文化排斥机制为主，人力资本机制为辅。[20]笔者之前的研究也发现，学校教育（如考试、教科书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城市偏向，从而对城市学生更为有利。[21]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布迪厄的理论，表明学校教育有一定的文化偏好，但这并没有堵塞寒门学子掌握高雅文化或城市主流文化的渠道，而且，以应试教育为重的我国中小学对学生的最终评价是学习成绩，学校老师喜欢的也多是成绩好的学生，而并不太关注学生的家庭背景与文化资本如何。事实上，高雅文化资本起作用，也可能是因为学生通过掌握高雅文化而提高了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从而有助于教育获得，即背后起作用的可能还是人力资本机制。

第三，关于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的作用，特别是对寒门学子的意义。国内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作用与社会流动作用同时存在，而且不同家庭、不同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与效果不同。有研究发现，家庭文化资本（操作化为父母受教育水平，即制度化文化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明显大于家庭经济资本。[22]也有研究发现，文化资本在高收入家庭子女教育获得中的收益小于低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通过更多的文化活动参与和较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实现了向上流动。[23]还有学者发现，家庭各类文化资本对子女的教育获得都有正向影响，其中家庭文化氛围影响最大，非高雅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作用大于高雅文化（高雅文化资本对中上层的地位获得具有重要影响）；家庭文化氛围和教育是地位获得的最基本条件，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通过文化资本积累可以实现子女向上流动。[24]一些关于贫穷地区和家庭子女学业获得的研究还发现，除了西方学者所说的文化资本，中国特有的传统家庭文化资本如勤劳、坚韧的性格品质，以及家庭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制约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和家庭文化如家规、家教、家风、家传等[25]，或社会底层所具有的独特形态的文化资本如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心性品质，是寒门学子在教育获得中制胜的法宝。[26]虽然国内的这些研究关注点不同，结论也不完全一致，但都表明，文化资本有助于教育获得，特别是对寒门学子有重要意义。

综上，我国现实及相关的经验研究表明，家庭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作用与社会流动作用同时存在，虽然地位优势家庭通过优势文化资本更易使其子女获得教育成功，但文化资本并无明显的阶层区隔性与排他性，学校教育虽偏好某些文化资本，但更看重的是这些文化资本带来的成绩，而不是与阶层相关的文化。文化资本对寒门学子的教育获得具有重要作用，其作用甚至超过富裕家庭。那么，需要进一步探讨寒门学子如何获取文化资本并实现阶层流动。

四、A大学的经验研究：寒门出“贵子”的文化观念因素

我们的目的是研究寒门学子进入A大学的文化观念因素，这些因素类似布迪厄所说的具体化文化资本和客观化文化资本，更似威斯康星模型中的社会心理过程。A大学为全国排名前10的著名高校，故进入A大学意味着有较高的教育获得，并可能获得较好的职业与地位。我们对A大学的17名贫困生进行了访谈（编号为H1—H17）；为进行比较，还同时访谈了7名非贫困生（编号为F1—F7）。被访学生来源于医学、物理、生科、信管、哲学等专业，包括8位女生和16位男生。经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编码与分析，我们发现了这些走进A大学的寒门才子所共有的文化观念因素。

1.家庭：朴素的重视与支持

（1）考入A大学的寒门学子的家长都很重视教育，他们知道“读书是有好处的”，希望孩子能“好好读书”（H2），“要好好学”（H4、H16），“一定好好考”（H16），“考一个比较好的大学”（H6）、“考不好就没有出路”（H12）。来自贵州农村的H2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些家长的态度。

“父母是那种地地道道的农民。其实对于孩子，城市的也好，农村的也好，父母对于孩子的那份爱，希望你过得好的那份心都是一样的。对于我的父母来讲，其实他们给我提供更多的帮助就是支持我想做的，因为他们连初中、高中都没有读完，文化水平比较低，但是在他们心中就是知道读书肯定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所以从小到大，不管爷爷还是奶奶，都叫家里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都是这样的。”

（2）虽然父母对孩子有教育期望，但多数父母的要求并不高。H12说父母对自己的学习“逼得紧”，但“他们学历也不是很高，我总觉得他们看得比较开，其实优秀和一般没什么区别，大家都是人，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好多时候只要保证自己能生存下来，不是太差就行了。”“我妈比较糊涂，我上高中的时候，她都是想我怎么可能考上一本呢！因为我们的教育水平真的很低，只要能考上大学就不错，有一个工作就不错。”要求不高的原因还可能是因为父母不了解情况，信息与知识有限。来自陕西榆林的H8说：“我爸妈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我的教育弄到什么高度，就是以前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甚至想着我就考个榆林中学就可以了”，当她考上了县城最好的初中，了解到西安有“五大名校”、想去西安时，“我妈才带着我去西安。在之前我妈没有想过要怎样。”H9也说：“我父母对我的要求其实并没有多高，……因为我们那边的话，父母的圈子就那么几个人嘛。……当我自己觉得不满意的时候，他们是满意的，因为他们相比较的范围其实是就那么几个人。”

（3）家长的重视与支持多是精神与口头上的，由于能力与资源有限，他们并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如H1所言：“他们会安慰，但也不能做些啥，只能安慰。”H9：“我的父母其实真的是不太懂这些，感觉他们对自己管得也不是很多。”H4在谈到大学选学校与专业时也说：“他们当时也很关心你，也会去打听现在学什么比较好。当时我也想听取他们的意见，但他们一直都没有说要我选什么样的。然后不知怎么就学了物理。”H11：“我父母是什么都不懂”，“我父母本身读书就很少，不会给什么建议。”

（4）由于家庭不能给予实质性的支持与帮助，所以比较强调孩子自我奋斗的意识。

H1：“我爸妈跟我长谈过，就是说什么我家的家境不是特别优秀，什么事都得靠你自己来奋斗，就是说父母没有给你创造很好的家庭条件，你得自己努力。然后就激励我，就觉得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去奋斗。”“基本上也就是说你要自己努力啊，路要自己走啊，就这种。”“他们之前就和我说过，要留在大城市里面，不要回来，其他的倒没说，路自己选。他们希望我在大城市扎根，不想让我回去。”

H9：“父母对于我的教育这方面，好像真的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我很感谢他们的是，什么事都会让我自己做决定，不会像其他父母一样去约束你，也没要求过我达到什么目标，他就觉得只要是对你自己好的，只要是你自己想要的，你就自己去争取，得到自己的东西，你在这条路上想干什么，他们是不会阻碍你的。”

2.环境：重视读书、升学的氛围

（1）A大学寒门学子所在高中都有浓厚的学习氛围。“学习氛围比较浓，大家都很认真”（H1），“周围的人其实都在学习”（H4），“整个学校氛围就是那种学习”（H8），“这种学习风气也挺好，所以如果你发现大家都在学，而你不学，你就会感觉怕落下”（H2）。而且，寒门学子多是从农村来到县、市中学住，封闭的环境更加重了学习氛围，H7说：“住校没有太多的诱惑，身边只有书，只能学习。”

（2）老师的鼓励与影响很重要，如H1提到她的班主任“很关心我们，经常会鼓励我们”，“他就跟我说过一句话，GREAT DREAMS，要敢于去做梦，特别影响我。”H2说高中班主任讲过一句话，他一直记着并影响着他，使他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即“既然你没有别人那么聪明，你脑子没有别人那么好用，但你又想比别人获得更好的成绩，那么，你就得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H5也说：“在我各个阶段，都会有一个老师起到那种画龙点睛的作用，然后就会激起你那种我要好好学习，我要不辜负他的期望的那种心。”H14：“老师对我的帮助还是蛮大的”，“初中班主任对我特别好，……当时对我挺照顾的，对我的心理上可能有些作用”，“我平时经常会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聊天，单独找我聊聊，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单独的指导基本是没有的，大多数时候只是多给了我信心，让我觉得我被老师关注了。”

（3）所在区域比较重视教育。H3：“我们那边，父母教育水平大都比较低，反而父母更加看重孩子的教育水平。”H6：“像我们那儿的家庭基本上都是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的，我现在的观点可能也受到那个环境的影响。”H14：“整个村子里还有家长和老师都灌输着这种观念，就是要上大学、找个好工作。”

3.个人：改变命运的内驱力（“生命力”）与自我奋斗的意识

能考入A大学的学生都是所在中学的佼佼者，他们或智商高，优秀已成为习惯；或非常勤奋，坚持不懈，并有明确的升学目标；或擅于学习，擅于思考，有的更是有喜欢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作为寒门才子来说，以下几方面是其突出的特点。

（1）具有改变命运的强烈内驱力（“生命力”），“想要从那种环境走出来”、“不想再像爸爸妈妈那样那么辛苦”（H2），“想要走出大山”、“想自己走出来”（H3），“想看到外部更广阔的世界”、“会拼命地往上爬”、“往上走”（H5），“在书本里看到的各种大城市也想亲眼去看一下”、“是一种向往”（H6），“我们那挺贫穷的，就想去一个大一点的城市”（H17）。

H5：“因为我生活条件不好，所以我想看到外部更广阔的世界。”“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也是城乡接合部的那种，非常的小。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天生的，这种出身并不好的人就是很想往上走，他自身的那种好胜心，其实不叫好胜心，就那种生命力，想自己更好，想自己有一天能很有能力、很有权势的那种，那种力量催促着你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有时候一个人内心力量很强的话，他就会拼命地往上爬，很想在各个方面爆发出自己的这种能量，想往上走，即便我现在生活中一切都是混乱的，但我内心始终有一个类似于生命力的东西，他会一直拽着我往前，一直拖一直拖，有种不管什么都不放弃的感觉。”“一般像这种来自于底层的小孩，他的生活环境里面，周围都是工人或者农民这些，生活是很苦的。小时候他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带给他的更多的不像城市小孩的那种安逸舒适，可能带给他更多的是更加接近生活本质的这种负面的苦难、饥饿等。所有的这些苦难饥饿带给他的是一种想走出这里，不要再回到这里，再和家里的四五个兄弟抢一碗饭吃（的想法）。我自己就是这么想的，可能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这种想法也继续推动贫寒学子在大学的学习，H2：“不想回到那样的环境当中去，想在外面立足，或者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怎样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如果你大学就是这样混混，那你就是在做梦，真的只是在做梦，只是想想而已。”H5上大学后内心向上的“生命力”也一直存在，并更理性、更清晰，“可能以前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可能只是单纯一直往前走，也很盲目。到了大学，你就会想清楚这种‘力’是什么，并想清楚不再漫无目的地去做事情，你就会想我到底要什么，为未来要怎么去规划。”

（2）由于家庭所能提供的资源和帮助较少，寒门学子有很强的自我奋斗意识。H1在父母不断地强调“你得自己努力”、“靠自己啊”、“路要自己走啊”的情况下，“就觉得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去奋斗”，认为在升大学的过程中自我的力量最大，“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是个人方面，对自己的推力最大”。H9说，“从小就属于那种懂事懂得特别早的那种，就是很早熟吧，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H10则说由于家长“不会去监督”，要求不高，“对我的要求其实也没有”，于是很多事都自己决定，“很多事，包括填志愿，到底该怎么选，都是我自己做决定的。”H12好几次提到“自己摸索”，他说，“爸妈管得少吧”，“跟爸妈说没用”，“自己去摸索、去碰壁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反省过来去改正也没什么不好的”。

这种自我奋斗、独立自主的意识也延续到大学，使他们产生自我负责、自食其力及对父母负责的责任感，H4：“自己以后要养活好自己，不要啃老啊，能够在以后养活得起父母那就更好。”“现在觉得对自己的人生要负责了，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父母的一种负责。”

H17：“到了成人立业、摆脱父母的年龄了，自己首先思想要成熟一点，能毕业之后经济独立就需要现在好好打基础找个好工作。”

（3）报答父母的孝心是部分寒门学子努力学习的动力。H6说：虽然父母“没有给我其他我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们一直都在很努力地供我上学，好的东西他们都给了我，所以我觉得我对他们是有责任和义务的。”H4也希望能为父母“报答点什么”。H8表示学习“就是一种责任，一方面对自己，一方面对父母”，“就是以后想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4）部分寒门学子注意获取家庭之外的资源，以促进自身的学习。一是获取老师的帮助与鼓励，H13提到她很喜欢与老师交流，“我也经常找他们问学习上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老师也挺关心的。”“他对我比较好，我就自然而然地亲近，我觉得没有老师的学习会很无聊，有他的指引会更好。”二是向同学、学长学习，H9特别擅于向优秀同学学习：“当别人成绩比你好的时候，我就会去想他们为什么比我好，比我好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比你优秀，但不可能每个方面都比你优秀，肯定是某一些地方比你优秀而已，我就会去观察，真的发现了很多问题。”H15进入大学后一段时间由于成绩下滑而困惑甚至怀疑自己，“最后自己开始到图书馆或者与学长交流，慢慢地调整”。三是从书籍中汲取资源与动力，H16在高一时因为不适应作息时间和学习方式影响到学习成绩时就是从书中获取了动力：“当时是有点受那个心灵鸡汤和成功学的影响吧，看了以后当时就觉得这么有道理，当时也比较狂妄，就是我要上北大什么的，整体就这样想，然后就一直好好学了。”H6也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读过一本书，我比较喜欢哲学，就觉得能够去一所好的大学读哲学也是比较好的，虽然后来也没读成。”“自己是个文科生，在书本里看到的各种大城市什么的也想去看一下，我是一个小地方出来的，就想看一下地理书中那种纵横交汇的地方，也是一种向往吧。”四是通过偶然机会获得大学信息从而确立大学目标。H14因为在高二暑假参加A大学的一个科学夏令营而确定考A大学的目标，“那次回去以后就下定决心要考A大，正好也是高二暑假那一年来的，所以整个高三目标就是A大。”H17因为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去了很多地方，就决定“想去一个大一点的城市”读大学。H15说自己“其实刚开始什么都不懂”，后来因为与学长的一次偶然交流，确立了具体的奋斗目标。

与寒门学子相比，非贫困生有两点不一样的突出特征。

第一，家庭不仅重视教育，而且家庭教育环境好，更重要的是家庭能够提供实质性支持。F7的父亲本科毕业，在检察院工作，他说：“觉得家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人，像我姑姑还有姑父他们都很优秀，就是家里面人的激励吧，想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F1父母是他所读高中的教师，经常与班主任交流其学习情况。F2认为父母能提供学习建议与帮助：“事实上我爸妈给了我很大帮助，从小的方面来说，高中的时候成绩不好肯定会很不爽，父母会和我谈心啊，给我一些建议啊，客观上来说对我是很有帮助的。”F4选择学医是受军医大毕业的父亲的影响：“我从小他就说比较希望我也当一个医生。”F3选择专业也受家庭影响：“我大伯、爸爸，还有舅舅，他们都是文科，所以从小受到这样的熏陶吧。”而且，在大学里仍然每天与父母线上交流，得到帮助与支持：“比如说我突然领悟到一个东西，就会说：‘妈，我告诉你，爸，我告诉你，我感觉到了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包括有时候我写了一篇论文，写了一篇官微推文，就会发给我妈，让她帮我看一看，在写作这方面，我特别感谢我的妈妈和我的小学语文老师。”

第二，家庭负担轻，能按自己的兴趣学习（如选择喜欢的专业或继续深造），而不用考虑家庭经济压力。F1的父母对他说：“你爱飞多远飞多远，只求你不要成为我的累赘，我们有退休工资，完全不要你操心，我们活得很快乐。”中产家庭出身的F2说当初选择专业就出于自己的喜欢，而不是为报答父母考虑：“当初我选哲学，如果我很想报答父母，我可以选商学，混个学生会部长、主席当当，将来多做一些实习，四年以后我可以去就业，世界五百强，工资也不错，早点可以为父母尽一份力。但是我在选择这些的时候，并没有想着马上要赚钱，要报答父母，一方面，家境不能说很富裕，但家境是那种中产，父母将来凭他们的养老金完全可以生活得挺好的，所以我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可以选择我喜欢的东西，受父母意志的影响并不很多，父母对我的选择更多的是支持。”生物专业的F7对专业也很有兴趣：“我当时选择这个专业就是觉得很有兴趣，之后了解得越深，兴趣就越大，也有成就感。”她还一直在寻找将来更明确的目标，“是去生物公司还是研究所”，“一直努力学习不同的课程，了解这些课程，知道对这些是否感兴趣，知道自己的兴趣点，然后确定以后人生的方向。”为此还准备出国交流再确定方向，“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想好，我下学期要出国交换一段时间，我想出国看一看，以后研究生是否要出国读”，“出去见识见识，最终确定以后是否要出去读研”。

综上我们发现，来自寒门的学子所在地区及高中一般都很重视教育，老师给予了这些学生重要的鼓励与支持。寒门学子的家长也很重视教育，但他们要求并不高，而且由于资源的欠缺，父母的支持多是精神上的，在日常学习、报考大学及专业选择等方面并不能提供实质、具体的帮助与支持。但贫穷、缺乏资源的情境也激发了寒门学子自我奋斗的意识、改变命运的内驱力（“生命力”）、报答父母的孝心。这些考入A大学的优秀寒门学子有的还擅于从家庭之外（如老师、同学及书籍）获取资源，以弥补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与此相对比，非贫困生具有的显著不同特征是，家长不仅重视教育，更能提供实质性的支持；非贫困生更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而无须过多考虑经济因素。

五、结论与启示：寒门出“贵子”的路径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教育是促进阶层流动和地位获得的最重要的自致性因素。寒门要想突破家庭限制获得升迁性社会流动，实现寒门出“贵子”，最重要的突破口是让子女接受教育。但是，教育本身也受制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众多影响教育的家庭背景因素中文化资本是最可能的能动因素。而文化资本既具有维护上层优势的文化再生产功能，也有促进社会底层升迁性流动的作用。我国的现实及前人关于我国情境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我国，家庭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作用与社会流动作用同时存在；但文化资本并无明显的阶层区隔性与排他性，对寒门学子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富裕家庭。

本文对国内一流大学A大学学生的经验研究表明：（1）与非贫困生相比，寒门学子的家庭文化资本的劣势突出表现为，家庭不能为他们在日常学习、报考大学及专业选择等方面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与帮助。家长仅有朴素的教育期望，却不能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去，这不仅可能影响到子女的中小学学习成绩，还可能影响到大学学业成就，访谈中就发现有些寒门学子是因为偶然因素选择A大学及相关专业，在大学的学习中因为对专业不感兴趣而遭遇学习困难或困惑。此外，他们也不能像非贫困生那样不考虑就业及经济压力而纯粹依自己兴趣而学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最终的学业成就。（2）寒门家境可以激发另一种不同于优势家庭的文化资本，即改变命运的内驱力（“生命力”）、自我奋斗的意识和报答父母的孝心，这些文化资本类似布迪厄所说的具体化文化资本，具有明显的寒门特征，有利于寒门学子的学业成功。（3）学校及老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寒门学子的家庭文化资本不足，特别是老师的鼓励与在学业上实质性的帮助与指导，对寒门学子的学业成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学校及老师主要根据成绩评价学生，并不关注学生的社会出身，寒门优秀生受到老师的偏爱与关注。（4）寒门学子自身通过其他方式也获得一些文化资源，如通过读书、与同学及学长交流，弥补了家庭文化资本的某些不足。

也就是说，在中国情境下，虽然优势阶层具有寒门所没有的文化资本优势，存在文化再生产现象，但优势文化资本并没有明显的阶层区隔性与排他性，寒门学子可以通过重要他人或其他途径（如学校、教师、同学、书籍等）弥补家庭资本之不足，即文化流动理论有较强的解释力。更关键的是，寒门情境还激发了具有寒门特征的文化资本或社会底层所具有的独特形态的文化资本（当然如同优势阶层的文化资本，这种寒门特征的文化资本也不具有阶层区隔与排他性，只是在贫寒家境中更易激发），极大地促进了寒门学子的学业成功，这一发现与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不谋而合，如程猛、康永久所说的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心性品质[27]，韩钰所说的勤劳、坚韧的性格品质及家规、家教、家风、家传等[28]，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国外学者所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也使得我们对中国情境中的寒门出“贵子”更有信心。

这样看来，寒门要想出“贵子”，至少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首先，贫寒家庭要重视孩子的教育，并注意激发孩子积极向上的内驱力、独立自主的意识。这些可视为具体化文化资本，它是在家庭长期生活中习得的“性情倾向”并成了一种“惯习”，会对孩子的学业成就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具体来说，家长除了口头上重视教育之外，更应该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贫寒父母虽然没有能力具体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去，但可以尽可能地在学习时间、环境上提供支持。并且，家长本身积极向上、坚韧勤劳，可以为孩子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寒门学子都会自动形成这种积极向上、独立自主的性情倾向。美国学者拉鲁在分析优势阶层的文化资本时认为，“一个人拥有与所在阶层相关的特权，并不会自动获得好的结果，他必须‘激活’这些资源”，不能“将拥有文化资源和从这些文化资源中实际获得的社会优势混为一团”，而必须将家庭所具有的文化资源“转化成被激活的文化资本”。[29]同样，贫寒家庭也要有意识去激活相关文化资本，才能利用这些文化资本在教育和职业获得上有所收益。

其次，贫寒家庭要尽可能地借助其他方式积极争取资源，以弥补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如家长多与老师沟通交流，既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也让老师感知到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从而尽可能给孩子提供更多的帮助。而寒门学子自己更应积极主动获取教育资源，如向老师请教，向优秀同学学习，向学校图书馆借书等。需注意的是，一般而言，寒门学子及其家庭由于贫寒更易显得不自信、不愿与他人交流，这极大地阻碍了他们向外界争取资源，应努力加以改变。

第三，国家、社会特别是学校要为贫寒学子获得文化资本提供帮助。由于贫寒更多的是社会结构因素而非只是自身因素所致，故只靠寒门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寒门家庭资源有限，即使全力争取，也很难与优势家庭相抗衡；其次，努力本身也受贫寒情境限制，“主观能动性本身是主体所置身的场域的表征之一”。[30]例如，在普遍不努力上进的环境中很难养成努力上进的品性，在环境封闭、信息单一的环境中也很难培养很强的信息捕获能力以及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所以，若只强调寒门自身的努力而忽视外界的帮助，则易使寒门的困境及政府的脱责合法化。故国家及社会的关注与帮助非常重要，要给寒门及寒门学子提供更多的资源与支持。其中，为寒门学子提供优质的学校教育资源特别重要，而老师作为寒门学子成长中的重要他人，可以通过鼓励与期望、赠辅导资料、让他们担任班干部、课后辅导等方式关注寒门学子，以弥补其家庭文化资本不足，从而使其取得高学业成就。[31]

总之，只有既最大程度地激发贫寒家庭自身的文化资本，化贫寒家境的弱势为优势，又积极弥补贫寒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寒门学子才有可能在教育上有较好的收获。而要做到这样，既需要寒门及寒门学子发挥自身最大的能动性，也不能忽视国家、社会的责任。内外结合，才能最终解决贫寒底层的社会流动问题，让寒门出“贵子”变得更为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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